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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知识产权布局规划和风险投资在科技成果商业化过程中的积极贡献

时间:2016-8-30 来源:sinosme 编辑:editor



各位群友晚上好,我在今天的话题交流之前,先公布一组数据: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的数据:2015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110.2万件,同比增长18.7%,连续5年位居世界首位。共授权发明专利35.9万件,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26.3万件,比2014年增长了10万件,同比增长61.9%。在国内发明专利授权中,职务发明专利授权23.9万件,占90.9%,非职务发明专利授权2.4万件,占9.1%。

 

我们来看看美国,美国专利在十年间维持了小幅的上涨,申请量年均30万~40万件。而国内专利申请量一直呈增长态势,中国十年来专利爆发性增长,主要是专利激励政策和市场力量推动的结果。

 

我们再看一下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高校有效发明专利量前50位的大学:

以上数据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整理,仅供参考

 

那么,我国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率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专利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立,是目前中国专利领域最权威的“国家级专利奖项”,代表着中国自主创新的最高水准。艾瑞深研究院公布的2016中国大学排行榜中,清华大学以45项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和优秀奖问鼎2016中国大学专利奖排行榜榜首;华南理工大学24项,居第二;天津大学19项,列第三;浙江大学18项,居第四;上海交通大学13项,居第五;西安交通大学和浙江工业大学各12项,并列第六;北京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各10项,并列第八;四川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各7项,并列第十。前二十的其他大学依次是吉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河海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江南大学和江苏大学。 

 

首先我们需要解释一下“科技成果转化”这个名词,在国际上,通用的称谓是“技术商业化”,也有国家称之为“技术经营”。本文依然使用“科技成果转化”。

 

从形式上来讲,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商业化有一个先后的问题,这是指基础研究往往是没有市场化目标的研究,但其研究成果可能会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因此,如何迅速有效地把具有市场前景的基础研究成果商业化,产生巨大经济效益,仍然需要后续开发,或者说需要“转化”。

 

言归正传,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率普遍在5%-10%之间,更有悲观的统计:大部分高校被转让、许可的专利占有效专利的比例为2.03%。中科院成果转化的比例高一些,调查显示,中科院被转让、许可的专利占有效专利的8.7%。

 

而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往往一所大学每年的专利数量在700件左右,但专利被转让、许可的比例平均在40%左右。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全世界每年90%—95%的发明创造成果都能在专利文献中查到,每年公布的专利文献约为150万件,累计至今6000多万件,记载的发明创造1600多万项。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专利是以向全球公开专利技术作为代价换取专利授权的;第二、只有将专利技术以转让、许可等技术交易方式或以侵权赔偿等方式才能获取利益回报,这些方式往往体现于企业投融资、并购、上市等经济活动中,近期也出现了无固定资产抵押的专利质押等融资方式;第三、专利权的优势在于对市场的技术垄断,如何体现这种垄断呢?体现在他人对该技术的使用需求,一旦有需求,就会形成交易。

 

我国专利技术的转化率低表明如下几种可能性:

 

1、技术的产业化可能性小;

 

2、技术的产业化可能性大,但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孵化过程;

 

3、风险投资对早期项目十分审慎;

 

4、技术与市场之间存在隔离层;

 

5、技术与市场的结合缺乏助推器;

 

6、技术属于基础理论仅具有战略价值;

 

7、技术在产业化阶段,仍然以科学家团队为主,欠缺精通市场运行的管理团队;

 

8、市场稀缺把科研成果一路培育到融资甚至上市的特殊人才即下文所说的二传手。

 

不限于上述的其它可能性因素。

 

造成科研成果(大部分是专利技术)转化率低的原因,我们做如下分析:

 

1、1996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对于获得转化的科研成果的研发人员,科研单位应该给予转让收入或许可收入20%以上的奖励。但高校科研院所由于体制所困,往往无法兑现20%的奖励,很多研发项目作为任务分配下去,研发人员最终只能拿到微薄的奖金,而通过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评定高级职称就成了科研人员更愿意选择的方式。曾几何时,因为中国的职称论文的扭曲环境,造成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外泄,甚至成为专利授权的障碍。

 

2、国内“985”、“211”等重点高校,往往承担着“863”、“973”等国家科研项目,其获得的专利往往是作为国家课题成果完成,会更集中在基础研究的前沿学科,同时也作为国有资产加以保护,因而市场转化率很低。

 

3、在专利权维持方面,由于高校科研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资助,当课题完成后,往往会收回剩余资金,没有预留给高校一定的专利维持经费,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没有海外专利申请的经费,丧失了海外市场的技术垄断。有些地方也仅资助专利授权后三年的专利年费,所以,不少高校的专利权三年后因缴费困难而造成专利权失效,真是扼腕痛惜。

 

4、高校的科研成果在形成专利申请的过程中往往缺乏知识产权专业人士的辅导,教授团队经常通过熟人介绍或网上搜索,随机找到那些自己不了解的专利代理机构帮助其撰写专利申请,而专利商标代理机构的良莠不齐,造成专利申请质量低下,既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布局也没有有效的专利申请组合,不少专利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理阶段被驳回,既暴露了研发方向和技术内容又进入了社会公知公用领域,非常痛心。有一些即使授权的专利,其专利权也是非常狭小的保护范围,导致创新技术没有得到有效的专利保护。

 

2015年8月29日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也是中国从产业经济迈向知识经济的重大转折点,因为这一天,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决定》修正案,并于2015年10月1日正式实施。

 

此修正案包括后续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等细则的陆续出台,直指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难点和痛点,其三大亮点可圈可点:

 

1、下放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一直以来,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等科研单位的科技成果被当作有形的国有资产处置。修改后的法律明确规定,科研单位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

 

2、科技成果收益留归科研单位。修改后的法律明确规定,科研单位转化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在对完成、转化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后,主要用于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

 

3、大幅提高科研人员的奖励比例。对科研人员奖励和报酬的最低标准,由现行法律不低于转化收益的20%,提高至50%。

 

我们摘取《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十六条 科技成果持有者可以采用下列方式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一)自行投资实施转化;

 

(二)向他人转让该科技成果;

 

(三)许可他人使用该科技成果;

 

(四)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

 

(五)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

 

(六)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

 

科技部部长万钢同志在2015年2月份审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案时就指出:首先取消审批程序,这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步骤,由高校院所自主决定转让;第二,收益权、分配权由高校自己按照规定程序自主处理,直接参与这些科技成果的科技人员可以享受转化受益的50%以上,这里特别提出“以上”;第三,要促进企业和高校的紧密合作,鼓励高校科技资源的开放,为企业提供技术的研发服务、检测、试验、咨询等一系列的活动,来推动技术创新领域成果的落地转化。最后还要加强技术市场的建设,培育一支既懂产业又懂科研的专门从事转化服务的队伍。

 

2016年8月3日教育部、科技部共同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全部留归学校,纳入单位预算。

 

但是,中国有的事情很容易一哄而上,北京出台了“京科九条”,还有“京校十条”,提出对科研成果完成人的奖励比例上限提高到70%。武汉、广州等地的政策将这一比例下限提高到70%。有些地方定得更高,比如江苏、黑龙江把奖励的最高比例提高到90%,江苏的规定是,给以科研成果完成人不低于70%,最高可达99%的奖励。

这里会有很多问题,奖励比例太高,科研机构的人员一心只想做科技成果转化,不去做基础性的科研,对国家的科研发展是不利的,况且科学家需要科研的独立性,不应该成为企业的研发后台,这是我国高校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同时,一项好的研究成果同样也离不开科学家所在院系的支持和管理以及社会的力量,过多提高教授团队的奖励,会伤害院系的积极性。

 

我们以MIT为例,如果是第三者提供的资金,比如政府提供的资金,那么这个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MIT而不归教授;如果教授利用大量MIT资源,或因本职工作而产生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当然归MIT;如果是一家公司出资呢?结果是知识产权仍然归MIT。

 

之所以这样做,有其合理的原因:首先,MIT有绝对控制权利,MIT不希望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希望自己的学校变成一个公司的研发部门,或者一个研发部门的延伸。

 

第二,MIT保证学术的自由和独立。就选题方面,如果你认同我们这些题目,出钱就是了。公司出钱是因为你认同这些题目,而不是希望获得这些知识产权。在这么苛刻的条件下,为什么还会吸引到那么多的企业和投资人呢?

 

这就是第三个原因,保证MIT处于最前沿的研究。这些出资公司的发展取决于知识产权对技术的垄断能力的提升,这种企业非常愿意跟MIT做合作研究。这样也就保证了,你的这个课题肯定是最前沿的课题,而不是一种重复性的研究。

 

MIT在科技研究方面的成果非常杰出,曾产生80多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们没有把知识束之高阁,而是反哺于经济发展之中。

 

有一个统计数字表明,大概全世界有25800家以MIT技术为主的公司。如果把这些公司总的销售加起来,相当于2009年全球第11大GDP经济体。

 

在欧洲、美国,对于产业化的科研成果,也讲究科研单位的知识产权,一般来说,科研成果完成人可以获得收益的三分之一、科研单位获得三分之一,日本相对给科研人员的奖励高一些,但是也就40%多一些,没有超过50%。

 

清华大学在奖励机制方面做得比较合理,清华大学是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分配管理改革试点单位之一,学校经过深入研究,制定了相关政策。在许可转让收益方面,学校将70%的收益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人员和对科技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其余的学校和院系各享有15%。

 

高校技术转移的过程分为概念验证、关键技术研发、样品研制、产品开发、商品规模化生产等多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主导者,不同的团队发挥不同的作用。高校的教授更多地集中在前两个阶段或前三个阶段。为了更有效地推动技术转移工作,需要在每一个阶段的机制设计中,把价值贡献者的利益进行合理地分配。而在此过程中,知识产权是创新链条上不同利益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保障。

 

由于清华大学的激励机制的出台,过去长期绕开学校成果和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出去自己办公司的教授们主动找回来,希望通过清华大学的相关部门帮助他们把科研成果转化出去。

 

因为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不是教授委托亲朋好友做公司管理层就可以做好的。目前,我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缺人才、缺制度、缺资源,尚处在非常粗放的状态。

 

科技成果并非靠一个人或者一个科研团队就可以转移出去的,而是靠技术转移部门(OTT或OTL,即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或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转移出去的,发达国家的大学为什么专利转化、许可比例这么高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美国,几乎每个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有内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其功能是筛选成果,完成专利申请,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对专利进行投资。

 

1974,大学专利管理者协会(简称SUPA)成立。通过会议、课程和出版物,SUPA集中力量对美国的大学技术进行有效的保护和许可。

 

1989年,SUPA意识到其成员的角色和责任大大超出了"专利管理"的范畴,遂改名为大学技术管理人协会(AssociationofUniversityTechnologyManagers,Inc,AUTM),于是AUTM诞生了,制定了协会章程,协会现有会员单位200余家。

 

这里介绍一下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该机构统一协调和组织和技术转移相关的一些工作。清华控股投资了两家企业,一个叫华控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一个叫北京荷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都是全资的,专门来做清华技术转移工作。

 

这两个机构有机地结合,在这个平台上把市场和技术拉得近一些,同时解决技术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过去是两个体系在运行,现在需要重新去突破,比如政策方面,研究院是学校的,这两家企业完全由市场化来运作,中间隔了一堵墙,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用一套班子,用统一的政策,在市场化的规则下,统筹管理和运营这个体系。

 

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的OTL负责学校知识产权的日常管理和运营工作,具体包括:

 

1)评估和筛选学校有市场化前景的科技成果;

 

2)对筛选出的科技成果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3)将成果进行市场推广,寻找合作企业;

 

4)与合作企业进行商务谈判,并签订专利和专有技术的转让和/或许可协议;

 

5)跟踪合同执行情况,维护学校与企业长期的合作关系。

 

技术许可的对象可以是成长型公司,上市公司,也可以是初创企业。许可方式包括普通许可、排他许可、独占许可等不同方式。许可收益将按照学校相关政策在成果完成人(团队)、完成人所在学院(系)和学校之间进行分配。

 

技术转移工作流程(10个主要环节)

清华大学组建战略性风险投资基金,直接投资学校的重大科技成果,同时整合企业家和市场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成功率。 为实现从科研成果到产品应用的关键转化,清华大学通过投入自有资金,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加大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力度、加快产业化的速度。首期基金包括5亿元人民币的“荷塘探索基金”和25亿元人民币的“荷塘创新基金”。

 

从国家层面,为促进研发投入,2016年7月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研发(R&D)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后修订的GDP核算数据,这一新的核算方法将研发支出由传统的作为中间消耗,修订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由此而带来了我国GDP总量、速度、结构等一系列指标的变化。

 

从经济发展“指挥棒”意义上看,研发支出计算方法的改革,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一环。改革对于地方正确认识资本积累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等,都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这将成为增加研发投入强度的“助推器”和“加油站”。

 

中国2015年研发支出1.4万亿元,带来经济利益的研发支出为8798亿元,这样,2015年的GDP便由修改前的676708亿元增至685506亿元,修订后的2015年GDP增幅虽然仅比修订前提高了0.04个百分点,但其深远影响将不可估量。

 

研发是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简称。中国最近一些年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2015年11月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面向2030年》指出,美国占全球研发支出总额的28%,中国以20%位居第二,欧盟和日本分别以19%和10%位列其后。

 

2015年开始在短短的一年之内,我国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和1980年美国《拜杜法案》的出台有着极其相似的历史背景。

 

2016年2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美国搞过一个《拜杜法案》,这对美国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动作用。像这样的国际经验还要好好研究。”

 

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学不能拥有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其科研成果无法向产业界有效转移。1976-1978年间,美国政府拥有的2.8万件专利中,95%以上未得到转化,政府投入的300亿美元研发资金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1978年,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5%,《拜杜法案》出台后这个数字短期内翻了十倍。美国在十年之内重塑了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拜杜法案》功不可没,它被《经济学家》杂志评为美国过去50年最具激励性的一个立法,是美国从“制造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标志。

 

在《拜杜法案》之前,“谁出资、谁拥有” 的政策,源自二战中的曼哈顿计划,由于研究型大学在“曼哈顿工程”中的卓越表现,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资助大学的科学研究。

 

1978年,位于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的一位教授找到该州的资深参议员博区·拜(Birch Bayh)请求协助。学校获得了多个政府资助的项目,但由于“谁出资、谁拥有” 的政策,研发的成果,不仅收益权归政府,而且一切的后续性研发成果也不可以由发明人独享,这导致大量科研成果闲置浪费。

 

1980年,由参议员博区·拜(Birch Bayh)和罗伯特·杜尔(Robert Dole)联合提交的提案被美国国会通过,这就是今天所说的《拜杜法案》。此法案, 让大学、研究机构能够享有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这极大地带动了技术发明人将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

 

《拜杜法案》的宗旨和精神是希望能透过产、学、研的协作,以专利权所产生的积极性来激励美国对科技的研发(尤其是基础性研发)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用科技带动经济复苏。同时希望能避免研发机构的人才流失和专利权的闲置浪费,以产学研合作来实现产业升级,用专利权“下放”给从事研发的学研机构来激活创新研发、驱动市场竞争,并以专利技术的商业化来开展创新事业,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境内的就业机会。

 

在具体的条款文字方面,它围绕上述的立法宗旨规定了:(1)涉及到学研机构专利权的权利归属、(2)由何人管理以及(3)成果收益如何分享等三个根本性的问题。由此影响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与专利政策方面产生重大改变。

 

正是《拜杜法案》和其他相关法规的立法基础,以“专利权下放”和对市场的尊重来驱动产业界和投资界投入基础研发与后续科研成果商业化的兴趣和意愿。但必须要了解的是,这样的投入并不仅仅局限于金钱,而是要形成一个全面性的和长期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就如同自然人之间的婚姻一般。而这个“婚姻”的结晶——科技成果 —— 所能获得的唯一保障就是知识产权。因此,如何有效、审慎的运用知识产权让一个新生的技术能成功地产业化,并被商业化以造福社会,就是从事技术转化工作机构的重大使命。

 

1980年以来,美国国会不断地制定和修订技术转移相关法律,1980年通过《拜杜法案》,1980年通过《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1982年通过《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1984年通过《国家合作研究法》,以及1996年通过《经济间谍法》等5部法案。以这5部法案为支柱,美国建立了完整的技术转移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可分为5个部分:一是调整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二是加强技术转移运行机制;三是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四是加强合作研究;五是保护国家安全利益。

 

技术转移的核心问题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应用。美国知识产权权属政策的总原则是鼓励创新,公平配置资源,提高产业整体的竞争力,增加社会效益。

 

法律规定政府资助形成的研发成果的应用,必须符合美国企业优先原则,即该研发成果形成的商品,必须是在美国境内生产、制造。

 

1980年,美国拥有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大学仅25所,现在几乎所有大学都有了自己的技术许可办公室;全美大学专利申请从1980年的495件跃升至2012年的22150件,而技术许可收入从1986年的约3000万美元飙升至2012年的26亿美元。毫无疑问,《拜杜法案》的实施对于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产业政策做了巨大调整,加之近10年来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美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将在下文继续介绍。

 

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其技术转化中心创建于1970年,至今已经有累计超过6000项发明公布,其中有超过2200个发明得到市场的良好应用,技术转化中心执行了超过2600项发明转化,当中有接近1500项转化的发明得到市场的良好认可。斯坦福大学转化中心已经产生了将近10.3亿美元的累积总转让收入,其中有超过8.94亿美元留在了斯坦福/发明者这里,技术转化中心已经为研究激励基金提供了3700万美元。

 

OTL希望通过技术许可促进技术的商业化,将技术许可产生的收益再次投入到研究中去,从而通过技术许可实现推动创新这样一个闭环。

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8月26日提出了创业签证的新政,旨在吸引成千上万的移民企业家在美国开设公司。白宫科技政策顾问Tom Kalil在采访中表示,拟议的规则是奥巴马承诺“美国要吸引世界上最好的、最聪明的企业家开始下一个伟大的公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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